随着富士康等企业大举内迁成都、郑州、武汉等地，四川等地开始与珠三角抢工，珠三角“用工荒”现象加剧。如何看待当前的“用工荒”？“用工荒”的原因是什么？珠三角如何应对“用工荒”？昨日，国内几位农民工问题专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当前珠三角的情况，很像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的翻版，关键需要珠三角企业升级转型。

刘江华（广州市社科院副院长）：

提高企业安全感才能吸引农民工

广州市社科院副院长刘江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用工荒’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工资水平、地域远近、文化内涵和社会人文关怀等因素，但本质上是工资水平的问题。如果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企业工资水平有优势的话，便不会形成‘用工荒’。不过，不是珠三角的企业不愿意把工资提上去，而是盈利空间被压缩，它们面临着要么将企业内迁，要么升级转型的命运抉择。”

如何应对当前的“用工荒”？刘江华认为，对此不用恐慌，可以从容应对。刘江华说，当前珠三角的情况，很像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的翻版。当时，这些加工产业在香港已没有盈利空间，正好赶上内地改革开放，香港的加工产业于是纷纷内迁珠三角。现在珠三角的这些鞋厂、制衣厂、电子厂等传统加工企业要么转移到内地或越南去，要么自行关闭。

刘江华说，应对“用工荒”，珠三角的企业需要从根本上进行产业升级转型，包括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要求珠三角的企业更多地改善员工工作生活环境，让外地农民工感到安全、有前途。”

丁力（广东省社科院地区竞争力研究所所长）：

发掘本土剩余劳动力补用工缺口

“用工荒”为何出现？广东省社科院地区竞争力研究所所长丁力认为，一是中西部经济发展起来了，珠三角要接受这个现实，即原来给我们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数量将会越来越少。二是现在广东的工资水平与内地相比差距不大，对内地农民工吸引力不大。

“未来这种现象将会持续，劳动力缺口还会越来越大，广东怎么办？我认为，有两个办法，一是珠三角企业要在工资待遇上下点功夫，逼着企业提高工资水平。二是广东的经济不能再是‘两头在外’了。广东省有8500万户籍人口，北部山区有很多洗脚上田的农民还需要解决就业问题，要借这个机会，发掘粤东、粤西、粤北等地的剩余劳动力资源，将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带一带。”丁力分析认为，企业要提高工资水平，吸引劳动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需要用到汪洋书记开出的那个药方：转型升级、腾笼换鸟，提高技术含量。

辜胜阻（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

放开城镇户口限制让农民变市民

如何根本解决“用工荒”？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辜胜阻认为，要在强调多向分流的前提下，把中西部农村城镇化作为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要让农村城镇化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还能让农民收入再上台阶。农民实现就近创业、就业，把部分农民变成市民，通过减少农民的办法增加农民收入。上世纪80年代，政府提倡“离土不离乡”的工业模式，尽管许多农民实现了职业的转换，但他们仍然过着农民的生活。上世纪90年代进城的民工，也由于不被城市接纳，成为钟摆式流动人口。这些农民都没有彻底割断同土地的“脐带”。只有放开城镇户口限制，农民变成了市民，“用工荒”的问题也不会再存在。

当前珠三角的情况，很像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的翻版。当时，这些加工产业在香港已没有盈利空间，正好赶上内地改革开放，香港的加工产业于是纷纷内迁珠三角。不然的话，香港的加工产业也会往东南亚其他地方转移。现在珠三角的这些鞋厂、制衣厂、电子厂等传统加工企业要么转移到内地或越南去，要么自行关闭。

记者手记：

他们已不是拎着蛇皮袋的打工仔

几乎每个农民工都有一串刻骨铭心又“不愿与外人道也”的个人奋斗史、心灵成长史。

几天前，我在四川金堂县竹篙镇见到了该镇拥有200多名员工的锦洲成衣厂老板王红琼。王红琼说，她终身最难忘的经历是23年前只身一人去广东打工，当时的她不满17岁，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程度。在去广州的火车上，装着家里给的70元生活费的行李袋被挤掉了，王红琼就穿着一身衣服来到了东莞厚街厚兴皮件厂。“我找同事借了一件衣服换，这样顶了一个月。以后每月留够生活费，其他钱全部寄回去。”讲到这里，王红琼泪流满面。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打工仔实现了“麻雀变凤凰”的梦想。他们已从拎着蛇皮袋初到大城市一脸青涩的小伙，变成了心中有梦想、“单干”的小企业主。

四川金堂县竹篙镇京华村的孙成志1991年高中毕业后去东莞打工，他当经理的“金堂天亚鞋厂”今年春节前在竹篙镇开业。大年初十，记者来到该厂，只见六七十个本地女工正在流水线上紧张忙碌。“这些工人很多都是从广东那边回来的，过完年就在本地就近上班了。我们竹篙的厂是东莞总厂的一个分厂，就是为了就近吸引劳动力。我占点小股份。”孙成志穿着羽绒服，乐呵呵地向记者介绍。打工改变了千千万万打工仔、打工妹的命运。农民工群体也推动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1991年印刷的《现代汉语小词典》对“民工”这一条目的解释是：“在政府动员或号召下参加修筑公路、堤坝或帮助军队运输等工作的人。”这一解释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很容易使人将民工与修路、筑堤、搬运等苦活重活联系在一起。

我们在采访中也不止一次地向研究农民工问题的专家们讨教：“农民工究竟是什么含义？”专家们每次都回答道，“所谓农民工，顾名思义即农民工人。”

“那么农民工究竟是农民还是工人？”对于这一问题，专家们便说不清楚了，但大多都讲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农民工是农民的身份，但却干的是工人的活。

不觉大悟，原来农民工这一词汇其实很有中国特色，是我国目前户籍管理制度下出现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特有的现象。

尽管社会各界人士目前大多已认识到农民工进城及返乡创业对增加农民收入、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在采访中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仍然是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群——饱尝城里人的歧视、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精神世界空虚。

农民工既是充满草根力量、焕发田园朝气的希望的一代，又是充满着无助、无奈的一代。